

除了關稅政策,特朗普的減稅、能源政策和可能持續(xù)的科技封鎖將對中國造成一定影響,但或許程度相對溫和
文|沈建光 樊磊 姜傳鉞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以壓倒性優(yōu)勢贏得美國大選并且?guī)椭埠忘h同時拿下參眾兩院,可謂強勢歸來。金融市場對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多項政策主張,如大范圍加征關稅、進一步減稅等也有所反應。
大選結果出爐之后,美元指數創(chuàng)出一年多以來新高,人民幣匯率則承壓下行,中國股票市場的反彈也受到壓制。面對特朗普回歸,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筆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存在五大內生矛盾,包括加征關稅擾亂供應鏈,不利于提振美國制造業(yè);關稅、減稅等政策引發(fā)通脹上行;赤字擴張可能影響美國宏觀穩(wěn)定;美國優(yōu)先削弱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驅逐移民擴大美國分裂。
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以為特朗普對中國的一些極端政策,例如對所有中國產品加征60%關稅的政策未必能夠完全落地。如前文所述,在全球供應鏈高度一體化的情況下,大幅加征關稅會沖擊美國本土制造業(yè)。此外,美國的通脹壓力也會制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空間。
更有可能的場景是中美通過貿易談判來彌合雙方的分歧。即使特朗普加征關稅,時間節(jié)點也可能偏晚,加征的范圍與稅率都明顯低于競選時期的主張。
實際上,2016年特朗普競選時期就宣稱對中國產品加征45%的關稅,但是最終落地平均關稅水平是15.5%,有一些產品繼續(xù)維持了零稅率。特朗普2017年還威脅對墨西哥制造但是瞄準美國市場的德國和日本汽車公司加征35%的關稅,最后也沒有落地。

極端情況對中國的影響
當然,在極端情況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和取消“永久正常貿易關系”等措施短期對中國的總需求可能有相當沖擊;即使如此,從中期而言,伴隨著中國出口部門的靈活調整,沖擊影響會明顯弱化。
特朗普的極端主張包括對中國所有出口產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待遇”,并逐步停止從中國進口必需品。此外,他還計劃阻止中國購買美國房產和各類產業(yè);即使是中國汽車制造商在墨西哥生產并出口到美國的汽車,也要征收高額關稅。

如果包含從中國香港的轉口,2023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GDP(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3.2%;綜合考慮加工貿易進口同步減少、匯率貶值對沖,以及溢出效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筆者估計如果美國關稅完全落地或取消“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待遇”,對中國總需求的沖擊可能超出2018年的水平。
2018年,在美國僅僅對部分中國產品加征相對溫和的關稅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增速從2018年前三季度的10%以上迅速降至2019年的零增長附近。與此同時,美國占中國出口比重也從2018年的19.2%大幅降至2019年的16.8%。實際上,部分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8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速保持在6.9%,2019年下半年則降至5.9%,回落幅度達到1個百分點。
不過,從中長期看,行政手段相對市場力量的較量并不占優(yōu);出口部門是中國最具靈活性、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部門,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應對關稅壁壘。
一方面,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國企業(yè)加大出海力度,實現全球布局,繞開美國壁壘。例如,近些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顯著上升。2023年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高達251.2億美元,達到歷史新高。越南的表現尤其引人矚目。中美貿易和新冠疫情強化了外商投資持續(xù)流入越南的趨勢,2023年越南FDI(跨境直接投資)注冊資本為185億美元,創(chuàng)歷史最高水平。除了日韓投資之外;中國諸多制造業(yè)企業(yè)也將越南作為躲避美國關稅、轉移生產的首選目的地。從出口產品結構來看,中國中間產品的出口份額持續(xù)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企業(yè)全球化布局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國出口企業(yè)也通過產業(yè)升級、貼牌轉口等方式繼續(xù)維持自身的市場份額。筆者注意到,被認為最容易實現產業(yè)鏈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中國的出口份額中也并未明顯下滑。一線的反饋顯示,即使是服裝、鞋子等傳統行業(yè),單個產品的附加值都在明顯上升。
從較長期的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的開放度并未因為美國關稅的影響而下降;2023年中國貨物和服務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高于2018年。中國商品在全球出口市場的份額也同樣較2018年有所增長,反映出口部門保持了強勁競爭力。從出口結構看,東盟替代美國和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即使從中美貿易來看,2023年中國商品占美國進口市場的份額較2018年確實有所下降,但絕對規(guī)模仍然超出2018年的水平;從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來看,2023年的3361億美元也高于2018年的3233億美元。

其他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除了關稅政策,特朗普的減稅、能源政策和可能繼續(xù)持續(xù)的科技封鎖也可能對中國造成一定影響,但程度相對溫和。
首先,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可能在短期提振美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本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壓力,影響投資和消費。
資金流出和風險偏好下降可能導致國內股票、地產等資產價格等承壓,通過財富效應制約消費增長;而美國真實利率上行可能吸引更多資本,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對外直接投資上升的趨勢可能有所強化。
其次,特朗普主張加快美國石油天然氣開采進程并取消拜登政府對清潔能源的補貼,可能降低原油價格,壓低中國CPI(消費者價格指數)。
特朗普認為美國通脹主要受到能源價格的影響,因而要擴大國內能源生產,鼓勵化石燃料使用,并實現美國通脹回落??紤]到“頁巖油革命”之后,美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原油生產國,特朗普政策對全球原油市場的影響不容忽視。對中國的CPI而言,原油是除了食品之外對CPI影響最大的單一商品。如果原油價格下跌,不僅僅與原油相關的CPI交通、通訊分項會有下行壓力,油價還會通過投入產出關系和通脹預期影響中國核心CPI的價格。
最后,特朗普可能會繼續(xù)推行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戰(zhàn)略,限制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流入中國,不利于中國的產業(yè)升級。
實際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的管制就已經明顯加強。例如,2018年,美國就修訂了《出口管制改革法案》,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商務部以“安全”名義對美國出口實施管制的權限,美國商務部據此將更多中國科技企業(yè)納入“實體清單”,強化對科技產品和技術出口的審查力度。2020年5月美國出臺“外國直接產品”規(guī)則,直接指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半導體公司,禁止這些公司利用源自美國的十六類技術及軟件的設備和產品,出口給“實體清單”上的企業(yè)。拜登政府提出的“小院高墻”戰(zhàn)略實際上是對特朗普政策的進一步優(yōu)化和加強。
考慮到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大背景,特朗普政府可能繼續(xù)繼承拜登政府的政策。而且,不排除管制范圍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中國如何應對
筆者以為,面對特朗普政府歸來對中國的短期沖擊,一方面中國應該適當增加從美國的進口,爭取貿易談判化解雙方分歧;另一方面,中國需要加大逆周期調節(jié)力度,特別是加大財政刺激力度穩(wěn)定總需求。中長期而言,中國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擴大開放,推動改革,提升綜合國力。這才是對于特朗普歸來的最好回應。
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中方同意從美國增加農產品、能源和制成品的進口,后來因為疫情沖擊,協議并未有效執(zhí)行。中方可以通過國有企業(yè)增加對美采購等方式,增加對美國的進口,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應該爭取與美國談判解決貿易方面的分歧,最大程度降低美國加征關稅的范圍和幅度。
此外,外部的不確定性和通縮壓力也意味著國內逆周期調劑的政策仍需加強??紤]到匯率貶值已經約束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財政政策需要在穩(wěn)增長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已經推出的總額12萬億元地方債務置換安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僅僅金融和財政風險下降,地方政府現金流改善還可以通過償還企業(yè)欠款和補發(fā)公務員工資的方式改善企業(yè)的經營狀況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推動需求回升,市場信心也有所改善。
但是當下財政刺激的力度仍有不足,2025年一般公共預算進一步擴大赤字、擴大專項債和特別國債的發(fā)行規(guī)模仍然是必要的。此外,與財政刺激的規(guī)模相比,財政刺激的投向可能更加重要,除了繼續(xù)擴大“以舊換新”支持消費品和設備更新,更大力度提升低收入人群補貼,乃至大范圍發(fā)放消費券直接刺激消費,都應該是應對特朗普沖擊的后備選項。
中期而言,面對外部壓力,中國可以在四個層次上加以應對:
首先,應該堅持自由貿易的取向,繼續(xù)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為美國市場空間縮小之后出口部門的調整創(chuàng)造便利條件。對中國出口企業(yè)開拓新市場可能面對的一些風險,財政部門可以在符合國際規(guī)則的情況下,通過對出口信保實施補貼等措施適當幫助企業(yè)分擔成本。
其次,應該繼續(xù)加大支持中國企業(yè)全球布局。即使在美國對華采取極端措施的情況下,美國對所有國家產品同時加征關稅的可能性也比較低。海外布局有利于中國企業(yè)降低風險。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需要改革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從GDP轉向GNP(國民生產總值)。中國海外投資的回報和外派中國公民的工資都算作GNP,而不算作GDP。
第三,鑒于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重點正在從貨物轉向服務和投資和數字貿易、從關稅等“邊境措施”轉向公平競爭等“境內制度要求”,中國應該積極參與新一代經貿協定(如CPTPP)的談判,以開放促改革,推動國內擴大投資準入、增加服務業(yè)開放、所有制競爭中性等體制改革,并加快發(fā)展數字經濟。這些改革的進展,不僅會使得貿易部門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也會提升中國整體經濟競爭力。
最后,在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盈余即將創(chuàng)出歷史新高、貿易盈余占GDP比重反彈之際,中國還需要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保制度、提振內需和消費、降低過剩儲蓄。在房地產部門經歷深度調整之后、找到經濟新引擎既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也有利于中國經濟實現對外部的“再平衡”。
?。ㄗ髡呱蚪ü鉃榫〇|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樊磊為研究總監(jiān),姜傳鉞為宏觀研究員;編輯:王延春)
" alt="做最壞的打算,中國如何應對極端關稅政策?">